田野情景中的灾难人类学——地方灾难场景与应灾实践经验的民族志研究

张原

摘要：田野民族志是人类学研究工作的核心，田野情景中的灾难人类学将基于对具体灾难场景中所呈现的环境风险性、人类脆弱性和社会弹韧性的辨析，来就具体地方的灾难应对实践经验进行精准化的总结。坚持整体性的框架分析、过程论的动态考察，以及地方性视角的呈现和转述，灾难人类学的田野民族志研究可就人类社会在可持续性方面所面临的危机挑战和机遇可能进行深刻的反思与呈现。

关键词：田野情景；民族志研究；灾难场景；应文经验

人类学的核心是田野工作，而田野工作的结果就是民族志。因此，以田野民族志的方式来展开人类学的灾难研究，正是灾难人类学得以发展的学理基础和不二法门。与其他社会科学常将灾难研究的焦点置于国际社会或国家政府的灾难应对防控之政策制定与行动模式等较为宏观层面的问题不同，人类学的灾难考察更倾向于以地方社会与世界体系的互动关系为背景，来微观地考察地方层面的灾难感知和应对实践，进而就具体灾难场景中所呈现的环境风险性、人类脆弱性（vulnerability）和社会弹韧性（resilicnce）加以辨析。今天，基于田野民族志的考察研究，来对具体地方层面的灾难场景和应灾经验进行完整的呈现和系统的转述，正成为灾难人类学的一个基本研究旨趣。圈在这之下，灾难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应该坚持从地方具体的田野情景出发，就灾难生成的结构要素进行整体性的框架分析，并对灾难应对的社会场景展开过程论的动态考察，进而以一种地方性的内部视角来呈现特定灾难场景中的灾难感知和应对实践。

一、灾难结构要素的分析与田野工作的整体性框架

人类学的灾难研究所强调的是，灾害危机作为自然环境的一个基本元素所展现的风险场景实为人类社会文化系统的一个结构性特征和重要组成部分，而灾难风险则是历史地与结构地深植于人类社会之中的。国因此，人类学呈现和把握灾难的一个基本路径是将灾难嵌入于人们的生活世界之中来整体地考察其肇因影响与表现特质，而不是将灾难从社会生活的经验图景之中剥离出来成为一个抽象的研究对象进行分析。由此，人类学的灾难研究就并不仅仅是要研究灾难本身，更是要就具体地方的灾难风险场景之揭示与应灾实践经验之总结，来深入地探讨人类社会在其生活世界可持续方面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与机遇。毋庸置疑，田野民族志的研究正是落实这一基本路径和目标旨趣的最佳方法。

要在一个整体性框架中开展田野工作，这是因为整体观不仅是人类学的一个方法论基础，也是田野民族志研究的一项基本原则。以整体性视野为学科立场，人类学坚持从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属性出发来认识灾难，并强调灾难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诱发于人类社会文化中的脆弱性要素和灾祸行为，而非单纯肇因于自然生态环境中的风险性因素和灾异事项，因此灾难应被视为自然风险性因素的激变、人类脆弱性要素的诱发，以及社会弹韧性机制的失效这三个关键因素相互叠加的产物。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基础，今天的灾难人类学研究越发地强调，应基于具体的田野情景，通过对自然肇因与社会缘由、地方框架与世界格局、特殊事件与结构过程这三组关系的揭示，来对灾难风险的结构要素进行整体全面的辨析理解，进而就人类社会中的不同灾难展开一种类型学的精准识别。国而人类学如要对灾难的结构要素展开一种整体性框架之分析，则必须以田野民族志的形式来展开。因为，作为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文化体系间复杂互动关系的一种表现结果，灾难展开了一个最具展示性和戏剧性的关系场景，并将人类生活世界中的生态环境、社会结构、文化观念、历史过程这四种构成要素之间的交互主体关系以一种富有意义的经验可感方式呈现出来，更将一种整体性的田野情景呈现于人类学者的面前。所以，坚持以一种整体性视野来辨析和还原具体灾难场景的要素构成关系，进而深刻地理解灾难的社会文化意涵，当为灾难人类学田野民族志研究的首要任务之一。

从田野情景出发，整体性地关照生态环境、社会结构、文化观念、历史过程之间的交互关系，从而将具体灾害的成因与预防、灾难的救援与应对、灾后的重建与恢复的动态关联过程置于一个整体框架中来系统性地考察，最终在研究视野上完成人类学的生态环境考察、历史过程呈现、政治经济分析、文化意义理解等理论方法的综合，这正是当前人类学交难研究的一个核心追求。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对灾难研究的学理思考和研究实践正被落实于灾难人类学新近的田野民族志研究之中。如在《金浪：斯里兰卡海啸灾后的文化与政治》这本田野民族志专著中，米歇尔·甘博（Michele Gamburd）就强调，灾难场景常将人类学者拉近到了地方文化和社会的最基本之元素的面前，其向研究者呈现了一种全息性的社会情景，并将各种强化了的社会关系冲突和意义话语交集适射于一些具体的焦点事项之中。她指出，在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海啸发生之后，斯里兰卡的僧伽罗人不仅关注食物和栖身之所等基本的生理需求，也关注例如地位和尊严等社会性的需求。所以灾难不仅揭露了物质文化基础和政治经济动态，同时也展示了阶级分层、种姓阶序、以及族群和宗教身份的结构。而灾后援助所带来的“金浪”，则让我们看到在一种灾难风险要素结构化的历史过程中，人们是如何在一种地方观念逻辑中通过灾难的感知来表达自己的社会生活境遇与政治身份诉求的。又如国内学者李永祥的呢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以云南省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8·14特大滑坡泥石流”为例》一书，也以田野民族志的形式对灾难结构要素之整体性框架分析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尝试。他强调“自然灾害的发生和治理过程不是纯自然的过程，还是一个与社会、文化、人类行为、政治经济等密切联系的过程。灾害导致了严重的环境脆弱性和人类群体脆弱性，灾害后果、救灾过程和预防方法能够改变村民的生活方式、居住条件和文化类型；能够改变原来的族群关系和竞争模式；能够使人重新思考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反思乡村发展模式；能够使村民之间相互帮助，社会管理更加有效。救灾不仅仅是提供物质资料，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一个系统的工作，其核心是社会平衡系统和文化功能的恢复。”这些坚持以整体性框架来考察具体田野情景中的灾难的民族志作品，不仅向我们呈现了灾难场景构成要素的多维性，也为灾难人类学形成自己的研究方法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参考和扎实的学术积累。

正如安东尼·奥利弗-史密斯（Anthony Oli-ver-Smith）和苏珊·霍夫曼（Susanna M.Hof-man）二人在“人类学家为何要研究文难”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灾难昭示了人们建构或“构架”（包括对其的否定）灾害的方式，即人们如何认知其环境和生业，他们怎样创造灾难成因的解释、构建道德观念，以及怎样将生活持续性的希望投射到未来。所以对人类学而言，很少有像灾难这样的场景能够对这个学科形形色色的关怀及其理论综合提供如此多的机会。实际上，将灾难的结构要素之分析置于田野工作的整体性框架中来完成，这不仅有助于人类学对灾难的辨析认识之完善，也有益于人类学理论视野的拓展。因为在这种整体性的研究框架中，人类学不仅能够在具体的田野情景中对特定灾难场景的演变成因及其后果影响提供一个更为完整系统的解释路径，也能缩小甚至打通人类学中的文化生态学、政治经济学派和文化实践论等理论流派之间在理念方法上的距离与隔阂。目前看来，灾难人类学在理论方法上日趋成熟的一个标志正在于其将文难与社会、文化、政治、权力、经济等紧密联系在一起，使灾难成为社会和文化整体构成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文难危机及其应对实践呈现了一种全景性的社会行动场景和多维度的意义生成框架，但由于受制于具体研究者理论关怀的偏好和研究视角的局限，当前人类学的灾难研究仍缺乏一种整体性的经验研究视野，不仅针对具体的灾难场景所进行的整体全景性的田野考察还不成规模，而且对于特定的灾难场景是如何结构性和历史性地嵌入生活世界之中的相关民族志研究也显得尤为薄弱。因此，回到人类学立身之本的田野民族志研究学术传统中，针对发生于具体地方层面的灾难场景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将灾难生成的结构要素置于一种整体性的框架中来辨析人类脆弱性和社会弹韧性在特定社会情景中的具体表现，从而为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场景展开一种精准性的归纳分析，这不仅是文难人类学研究的现实关怀所在，也是一项急需开展的研究任务。

二、应灾社会场景的揭示与田野考察的过程论方法

在坚持以一种整体性框架来对灾难的结构要素进行分析之同时，人类学也需要在一种具体的社会历史情景和地方文化语境中来揭示文难应对的实践过程。恰如皮尔斯·布莱基（Piers Blaikie）所强调的，脆弱性其实是植根于社会结构与历史过程之中的。所以，灾难实为一个历史动态的结构化过程。而当我们于整体系统的生活世界中对其进行考察时，就应注意到不仅文难场景的生成是一个结构过程的历史结果，且文难应对的实践也是一个多层次展开的社会行动之动态过程。特别在面对田野情景中灾难危机所突显的整体关联性和具体场景性时，人类学者更应在一种动态辩证的社会场景之中看到灾难在不同地方群体中的具体呈现形式，从而把握到灾难其实是在一定的时间框架内展开实际经验感知和生成意义阐释的一个历史过程。也因为灾难的肇因过程和影响范围表明了其不是一种孤立的经验现急和事实结果，这更迫使研究者要更为结构过程性和历史关联性地对田野情景中的灾难现象做出深刻的辨析。因此，人类学应该坚持以过程论的方法来对具体地方社会中的灾难场景开展田野民族志研究，从而还原地方生活世界中文难的生成演变和应对实践之动态场景。这不仅对于我们重新定义认识“灾难”这一概念极为重要，而且对于我们理解实际的灾难现象在不同的地方文化语境和社会历史背景下的经验感知与意义呈现也极其关键。可以说，以动态过程论的视野方法来拓展文难研究的时空框架，进而就具体田野情景中的应灾社会场景展开民族志的考察，这也是灾难人类学的一项基本研究任务。

实际上，在应灾实践这一动态的社会行动过程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三种既相互关联而又表现不同的社会场景，即日常的防范减文、应急的娠济救灾、灾后的恢复重建。类似于对“结构一反结构一再结构”之社会动态过程的分析，揭示这些动态关联的社会场景，这对于我们从生活世界出发来辨析认识灾难现象难所具有的社会属性和人文意义极为重要。因此，围绕这三种社会场的田野民族志研究可帮助我们更为实证经验性地去把握到文难在生活世界中的动态演变过程。而运用动态过程论的方法，以生活世界为主轴，就灾难应对在时空关系上的不同实践层面和社会经验场景进行系统的考察，正是灾难人类学田野民族志考察的主要内容之一。

在对日常防范减灾的社会场景进行具体考察时应注意到，防灾减灾的社会行动必须内化嵌合于地方基层社区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才可能使得整个社会防灾减文能力与弹韧性的提升得以有效落实。“所以在针对地方基层社区的防灾减灾实践进行系统微观的田野考察时，人类学者不应将所谓的文难预防行为视为一种特殊的非常态的社会实践，从而将其剥离出地方基层社会生活的常态场景之外进行专门考察，而应将灾难预防作为内置于社会结构和文化系统的一种弹韧性机制来加以整体的观察，并从人们日常生活的习俗观念和经验常识中来对灾难防范的社会实践内容与效果加以辨析确认。事实上，作为一套知识经验与道德传统的意义集合体，文化系统本身就包含了太多应对防范灾害风险的经验智慧。在长期与其所处的环境系统进行互动适应过程中，任何一个民族都积累了丰富可观的生存性智慧经验，其作为一种防文减灾的策略机制往往融入弥散于人们世代习得传承和日常持有践行的地方信仰、生活习俗、生产技艺与社会禁忌等文化传统之中的。由此，在一种日常情景中基于文化系统的传承和变迁来审视具体地方的灾难防范应对实践，可让我们深刻地把握到人们生活世界的可持续性在文化的动态传承变迁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挑战与机遇。

应急性的娠济救灾实践通常是一种在紧急状态下展开的大规模组织动员的社会行动，其与灾难减控防范的实践所依托的那种嵌入性和常态性的社会行动场景有着明显的差异。犹如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mer）所言，“在历史上，灾难与危机的意念往往与‘即时的交融’联系在一起”。特别在应急账济救灾的场景中，社会进入到了一种“阔限阶段”（liminal phause）和“交融”（communitas）状态，并以一种社会剧场（social drama）的方式将族群、阶层、地域、性别等这些存在于社会常态结构中的各种关系隔闵界限一一打破，从而让人们跨跃种种边界凝聚在一起来共同形塑了社会应对灾难危机的弹韧性机制。所以，这一特殊而又短暂的“灾后乌托邦”的社会场景中，社会关系会经历一个临时性的改变，利他行为大量涌现，个体私有财产观念会暂时终止，社会差别会被广泛削弱，团结和整合的意识得到加强。叫因此，应急性的账济救灾行动呈现了一个有别于日常生活状态的社会场景，在其有焦点地交融汇聚各种社会关系和精神情感的同时，也突显了那些深层的结构关系、社会意识和价值体系，从而在一个具体的田野情景中，向人类学者呈现了一个典型场景来理解社会弹韧性机制的形望机制和运作逻辑。

对于灾后恢复重建的田野考察而言，揭示社会场景的时空框架拓展和社会关系的结构关联重组极其重要。正如乌尔里希·贝克（Ultich Beck）所强调的，在现代社会中，灾难风险场景往往展现了社会关系的一种“延展的关联”框架。特别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之下，对于今天世界上每一个具体的地方或社区而言，灾后的重建已不再是一种地方性事务，而是一种在现代性的脱域（discmbeding）机制和政治经济的世界体系下所进行的一种社会动员和资源配置过程。一般而言，灾难发生一个月后，社会将会从之前那种即时性的交融状态中转入到一个关系结构恢复重组的过程中。恰如安东尼·奥利弗-史密斯指出的那样。“灾后乌托邦”景急是极其短暂而脆弱的，其会随着紧急状态的减弱和各种社会外援的到来而迅速消失，接着社会身份差异重现，私有财产观念复苏，社会旧有的裂痕也常常以夸大的形式再现。此时各种形形色色的利益诉求、权力话语、知识经验、道德情感会相互抵触碰撞，在这一多重声音交织的社会情景之中所汇集起来各种社会观念、道德伦理。情感动机和利益目标之间的冲突会影响到重建援助过程中的社会互动形式和权力关系格局。因此，与灾难阑限阶段社会关系的高度交融整合不同，灾后恢复重建作为社会的一个“再结构”过程，其往往会突显更多的社会结构矛盾，激发更多的冲突紧张。在全球关联与国际交流越发紧密化和深入化，以及国家治理和市场渗运越发基层化和全面化的今天，于现代性脱域机制中展开的文后恢复重建工作在拓展丰富了基层地方应对灾难的时空框架和服务资源时，其也会重新结构和组织地方的社会关系。所以，揭示和评估灾后恢复重建这一社会的“再结构”过程中，具体地方社会的人类脆弱性诱发与社会弹韧性营造在何种程度上发生了变化，这对于人类学在田野情景中反思现代人类社会的应灾实践尤为重要。

人类社会正是在应对一系列的灾难中得以延续和发展的，所以灾难应对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人类的社会文化系统得以形塑传承和变迁延续的动力之一。而将日常防范减文、应急账济救灾、灾后恢复重建这三种社会场景置于“结构一反结构一再结构”之社会动态过程中来开展田野民族志的考察，人类学不仅可以在具体地方的社会文化经验图景中看到灾难影响的层次性和阶段性，也可在宏大的时空框架中就灾难应对实践的不同社会场景和行动层面展开系统的研究，从而去经验实证性地把握到灾难危机及其应对实践在生活世界中的动态演变过程。

三、防灾实践经验的呈现与田野转述的地方性视角

在人类学者所可能遭遇的各种田野情景中，也只有像灾难这样极为特殊的社会场景才能将外来研究者与地方居民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让人类学家能够深度地贴近，甚至是嵌入到那些作为研究对象的受灾群体的生活世界中。特别在对灾难展开田野民族志研究时，人类学者的身份是主客杂揉的，他们不仅需要客观地观察地方社会是如何感知和应对灾难的，还可能主动地成为当地抢险娠灾的一个行动者，甚至会成为灾后恢复重建的参与者。”正是这种深度的参与性和特殊的在场感，让田野情景中的灾难人类学获得了一种交互主体性（inter-subjcctivity）的文化理解特质和社会实践倾向。所以，也只有完成了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家才可能在其民族志研究中，以一种地方性视角来呈现和转述具体民族或基层社区的灾难地方感知、应灾社会过程和防灾实践经验，从而能将那些被国家视角和现代话语所遮蔽的问题现象、经验教训，以及地方智慧所揭示总结出来。这不仅是灾难人类学知识生产和社会实践的价值所在，也是其学术担当和现实责任的义务所系。

实际上，要完成灾难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工作和民族志研究，研究者不仅需要责任心和同情心，还需要丰富的社会工作经验和深刻的文化理解能力，以及相当长度的田野工作周期。而作为人类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灾难研充的一种方法特征，参与式的田野调查工作使得人类学家能够对灾区进行长时段的关注，并在倾听与交流之中获得一种更为深入的内部视角和地方理解能力，从而能对受灾社区的灾难感知及其应对实践加以地方性视角的主位（cmics）呈现和客位（ctics）转述，这无疑使得人类学的灾难研究获得了其所特有的洞察力和特长优势。特别在对防灾实践经验进行研究总结时，不少人文社会学科由于受其方法视野和问题意识的局限，常站在一个所谓客观的外部视角来从政治经济和技术层面来讨论问题，这使得地方防灾资源、本土应灾经验、传统韧性机制等问题常被遮蔽和忽略。而在深入长期的参与式田野调查工作中，人类学者不仅能够从地方的实际情况出发来把握到当地具体的灾难场景是如何历史性地结构生成的，也可就文难应对的社会行动过程所依托的社会结构与文化逻辑有所揭示，更能通过深度地参与到灾难应对防控的社会工作中对具体地方的防灾实践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因此，加强灾难人类学的田野民族志研究，以地方性视角来对具体地方的文难应对经验进行总结和转述，这对于建立一种精准化的防灾减文机制极为关键。

由于文难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是在一种具有强烈主客杂揉特性的田野情景中进行的，所以如何定位人类学家和被研究者的关系，以及如何在一种地方主位的观察视野上保持学科客位的研究立场，成为一个需要讨论和思考的问题。不可否认，灾难场景所呈现的那种“即时的交融”状态，使得人类学者与当地居民深度地交融在一起构成了特纳所说的那种“本质上的我们”。因此，在灾难研究的民族志作品中，人类学家在描述受灾群体的状况及其对灾难的感知之时，不仅会使用“他们”一词，更会使用了“我们”一词，以此表明自己与被研究者的本质一致性。如此一来，人类学家成为灾区居民的“发言人”是否违背了民族志研究的客观性立场，这成为不少学者纠结和困惑的一个问题。实际上，人类学的研究无非是要理解他人对世界的理解，阐释他人对世界的阐释。就如格尔兹（Clifford Geertz）所说的“就什么说些什么”（sy something of something）那样，灾难人类学的田野民族志研究所要做的无非是对具体地方的灾难场景及其感知应对进行一种主位的呈现和客位的转述。而强调从地方性视角出发来完成这一社会场景和文化感知的转述翻译工作，人类学能够帮助来自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实践者搭建一个沟通理解的桥梁，实现一种知识经验的整合，从而协力完成各种灾难应对的工作，形成一套更为包容有效的防灾实践经验。因此，与其说人类学者是地方灾民的单向“发言人”，不如说我们是一个双向的“翻译协调者”。在灾难人类学的田野情景中，一方面，受灾居民尽管能向人类学者提供各种地方关键信息，但其未必能用一种客观的整体性视角来理解那些对他们的生活产生深刻影响的灾难场景所牵涉的各种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其既有的知识经验框架和社会组织资源也未必能够帮助他们有效地应对他们所面对的灾难场景；另一方面，地方外部的决策者与援助者也不可能像人类学家那样在长期深入的田野工作经验中获得一种内部的地方性视角来辨析地方所要应对的各种具体而复杂的问题，且经常因为工作管理和效率的需要而忽视遮蔽了地方的经验和诉求。这就促使了田野情景中的灾难人类学研究要承担起一种沟通协调的工作责任，完成一种双向翻译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向外界转述地方的灾难场景、防灾经验和意愿诉求，让地方理解外来援助者的工作方式、技术手段和行为逻辑，灾难人类学基于田野民族志研究在对二者提供种种协调建议之同时，其跨文化的理解力已成为当代人类社会灾难应对机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得相关的工作实践充满了弹性韧劲当代人类学的灾难研究迫切需要以大量扎实的田野民族志研究，来对不同社会的防灾实践经验加以跨文化的转述和超社会的总结。而强调田野转述的地方性视角，不仅使得灾难人类学的学理知识生产和社会参与实践得到了统一，其也为地方防灾工作的精准化提供了一种可能。

四、结语

从田野情景出发，针对地方灾难场景与应灾实践经验来展开扎实的民族志研究，正是当前灾难人类学研究取得学术进步的一个必然路径。在这个各种灾难风险频发的时代，辨析地方特定的灾难场景中所呈现的环境风险性、人类脆弱性和社会弹韧性，并在一个动态的社会行动过程中就不同的人类群体应对防控灾难的实践经验开展深入的个案考察和广泛的比较研究，进而就人类社会在可持续性方面所面临的危机挑战和机遇可能进行深刻的反思与呈现，这已成为人类学灾难研究的一项使命任务。而要承担完成此项使命任务，我们就应回到人类学的田野民族志传统中，对灾难生成的生态环境、社会结构、文化观念、历史过程这四个结构要素展开整体性框架分析；就灾难应对的日常防范减灾、应急赈济救灾、灾后恢复重建这三种社会场景进行过程论方法考察；以地方性视角来呈现和转述具体社区的防灾实践经验，从而为建设一个精准化和协力性的灾难应对机制提供具有实效针对性的学术理论探索、政策措施建议和实践经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