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态文明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中国的生态文明概念既不同于苏联的生态文明概念，也独立于更广泛、更抽象的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生态文明概念。中国的生态文明观主要内生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既吸纳了源自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马克思主义，也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中国生态文明的目标是中国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强调增进人民的福祉而不仅限于经济发展。中国社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生态行动从上到下都在进行，正在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与之形成对照，美国和欧洲国家的资本主义生态改革措施是以市场机制和技术变革的形式，创建绿色市场和进行自然资本化，这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帝国式生产和生活模式”，而只能让其继续下去。在最近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发展的阐述中，有一些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其中最主要的是马克思的“自然的普遍新陈代谢”、“社会新陈代谢”和“代谢断裂”概念。在构想世界生态治理图景时，我们不仅需要“生态文明”、“生态革命”和“生态马克思主义”范畴，还需要“环境无产阶级”范畴。进行一场针对人类生存的生态革命，需要的不是简单的环境改革，而是一场更广泛的超越资本逻辑自身的新的革命实践。

［关键词］生态文明；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革命；环境无产阶级

我很荣幸应邀参加三生谷柯布生态书院生态文明讲座并发表演讲，感谢樊美筠博士和王治河博士给我这样一个与各位才俊交流的机会。如题所示，今天我想和大家谈谈生态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生态马克思主义（ecological Marxism）和生态革命（ecological revolution）之间的联系，以及这三个概念是如何辩证地结合起来，指向21世纪新的革命实践的。更具体地说，我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何理解生态文明概念的起源和历史意义？它与生态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关系？这一切与世界范围内的、旨在超越当前地球面临的危机，保护卡尔·马克思所说的“人类世代（以及其他生命）的链条”又有什么关系？

2018年，文化理论家、《模式化本能：人类寻找意义的文化史》（The Patterning Instinct:A Cultural History of Humanity’s Search for Meaning，2017）的作者杰里米·伦特（Jeremy Lent）在生态观察网（Eco Watch）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对人类的未来意味着什么？》（“What Does China’s‘Ecological Civilization’ Mean for Humanity’s Future？”）的文章，展示了西方独特的观点。他在认识到中国生态文明概念特殊性的同时，尝试将中国生态文明核心概念与生态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批判区分开来。在文章的开头，伦特写下很重要的一点：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领导人，习近平在2017年10月于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呼吁“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认为“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他的政府将“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而“即便在更进步的西欧国家，也很难找到一位政治领导人会这样表明立场”。

为什么生态文明主题对于今天的中国如此重要，而在资本主义世界帝国核心内，即便仅作为一个话题探讨，都是极难想象的？伦特认为，这是因为该原则与从柏拉图到今天的传统西方文化截然相反：传统西方文化认为自然环境只是一种需要征服的东西，这与中国五千年文明中更注重生态的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引用了北宋理学家张载在《西铭》中写的一段话：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伦特将中国的生态文明观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复兴”联系在一起，认为中国引入了生态文明的概念，而这样一个前瞻性的观念在西方通常是难以理解的，这是因为中国和欧洲的文化传统不同。伦特尝试将西方生态矛盾中人与自然的分歧追溯至柏拉图，但这并不完全令人信服，因为虽然柏拉图本人在他的《批判》（Critias）中评论了他所处时代的生态破坏问题，但其他古代思想家如伊壁鸠鲁及其罗马追随者卢克莱修却证明了生态具有深厚的价值。当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观实际上是生态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产物。将生态文明概念与生态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性生态变革问题割裂开来，就是将生态进步的理念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实践割裂开来，任何将二者割裂开来的尝试，都是在否定生态文明概念的历史意义及其在全球推动生态革命的重要性。

一、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文明概念的起源

苏联的生态思想曾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方面引领了世界生态科学的发展，但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由于外部政治和社会因素而退化，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迎来了再度复兴。然而，伴随着这一复兴，苏联生态思想呈现出了鲜明的特征，即把生态问题与一般的文明问题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在由乌尔苏尔（A.D.Ursul）编辑、1983年出版的《文明的哲学与生态问题》（Philosophy and the Ecological Problems of Civilisation）一书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该书收录了苏联一些著名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文章，直接引出了生态文明的概念。在1983—1984年，围绕这一主题涌现出许多相关著作，同样的概念很快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领域，并成为研究的中心。

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生态文明指的是超越以往所有基于阶级的文明，特别是资本主义对自然和人性的双重支配及异化的斗争。苏联科学院副院长费多塞夫（也称“费多塞耶夫”）［P.N.Fedoseev（Fedoseyev）］在《文明的哲学与生态问题》一书中谈到了“抗拒文明成果”的问题。许多绿色组织在面对生态问题时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了这种趋势，往往造就了历史上脱离实体的乌托邦（要么是落后的，要么是技术官僚）。继马克思之后，著名的环境哲学家伊万·弗罗洛夫（Ivan Frolov）强调，人与自然间的新陈代谢是由劳动和生产过程以及科学来调节的，因此取决于生产方式。哲学家劳斯（V.A.Los）探讨了“文化如何成为自然的对立面”，并提到需要构建一种新的生态文化或文明，在更可持续的基础上重建科学技术与环境的关系。正如他所言：“在塑造生态文化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能从理论上，而且能从实践上解决当代文明中人类与其栖息地之间的尖锐矛盾。”

根据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全球生态危机的出现要求我们进行生态转型、创造新的生态文明，这符合马克思主义框架下生态学分析的悠久历史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广泛探讨了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除了他们著名的关于土壤退化和城乡分裂的论述之外，还包括工业污染、煤炭和化石燃料的枯竭（恩格斯称之为对“过去太阳热量”的滥用）、森林破坏、食物质变、人为原因导致的病毒传播等问题。马克思的新陈代谢裂痕理论本来是描述他们时代的环境问题的，如今已经扩展到资本主义造成的生态系统的破坏和地球环境的全面退化的问题上来。

在21世纪中国，生态马克思主义不仅对当代环境破坏问题提出了强有力的批判，而且推动了以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应对措施。需要注意的是，生态最终构成了社会深层的唯物主义基础，而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方面。习近平在提出生态文明概念时谈到“建设美丽中国”，认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他说：“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这些话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古典生态分析密切相关。马克思恩格斯大力主张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在生产过程中要遵循自然规律，无视自然规律的人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

在实施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当代中国将生态文明视为一种崭新的、革命性的、转化性的文明模式。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古代文明是与阶级社会相联系的，但伴随着历史发展出现了新的阶段。在这种观点下，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阶段，它不像资本主义那样为了利益而牺牲人类和地球。与资本主义主导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相比，很多人将生态文明理解为将政治和文化等社会领域纳入其中，从而形成了一种“五位一体”的格局，超越了环境、经济和社会要素组成的标准的三位一体，这些要素已成为自由可持续发展的特征。他们认为生态文明的目标是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更强调人民的福祉而非经济发展，并将政治置于主导地位。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教授陈学明在《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中指出：“与生态文明相关联的社会主义生态现代化的基本原则是：预防、创新、效率、非等价、去物质化、绿色化、生态化、民主参与、污染付费、经济与环境的双赢。”生态文明建设的八个重点是：（1）空间规划与开发；（2）技术创新与结构调整；（3）土地、水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4）生态环境保护；（5）生态文明法制建设；（6）加强监督和监管；（7）公众参与；（8）组织实施。

以中国为例，这些革命性的生态改革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开展的，目的是使中国达到与西方同等的水平。就中国而言，即便在赶超西方的经济增长领域，也正在尝试进行大规模的生态革命。然而，严肃对待生态文明的举措体现在：人们认识到在实施这些生态规划时，经济增长将需要比前几十年有所放缓。保护环境的综合规划正在纳入所有经济发展计划之中，这一点从中国在减少污染等领域推行的根本性变革中可以看出来，如植树造林和绿化、开发替代能源、在敏感的河流地区限制开发、乡村振兴战略、粮食自给自足等等，在其他许多领域也是如此。中国的煤炭减量已经取得了显著进步，但由于全球疫情危机，近两年稍有反弹，但是中国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里程碑日期，包括到2035年建成生态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到2050年建成美丽中国，到2060年实现碳净零排放。

在中国，创建生态文明的努力如果只是自上而下的计划，那就没有意义了，它肯定会失去动力。在中国社会中，生态的转变从上到下都在发生。在党的领导下，通过乡村振兴运动来应对城乡差距，为这种根本性的转变提供了保障。例如：

生活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旗无定河镇沙漠中的农妇殷玉珍决定绿化沙漠，她和家人37年来种植了50万棵树。如今，她已成为全国两会代表和受人尊敬的沙漠绿化专家，并带领当地其他农民加入了植树造林的行列，绿化了近6700平方公里的荒沙。

曾任武汉中学教师的运建立组织市民治理长江水污染，于2002年成立了保护汉江免受污染的环保机构“绿色汉江”，拥有3万多名志愿者，发表了无数的环境报告书，并与污染工厂的老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为了动员全社会保护环境，截至2018年，“绿色汉江”组织了1000多次汉江污染源实地考察，行程超过10万公里。

在中国西南部金沙江边的香格里拉有15个民族，曾经规划的虎跃峡大坝项目一旦建成，将会淹没金沙江两岸近20万亩肥沃的河坝田地，近10万人被迫迁徙，其中少数民族占70％以上。在9家环保组织和众多环境记者的带领下，本地的村子在一名叫王平孙的村民带领下，自下而上地成功中止了虎跳峡大坝项目。

这些在基层组织的草根环保运动，其动员的人口数量，是当今中国的一股强大的力量，指向了生态共产主义的发展。

中国应对环境问题和挑战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成功应对新冠病毒。截至2022年6月25日，中国的新冠肺炎死亡率为百万分之四。中国在保护人口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因同时保护经济而取得的双赢局面，在西方被广泛误解为仅仅是社会上层实施一系列严格封锁政策的结果。事实上，中国取得成就（特别是在早期）的秘诀是动员全体人民积极主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把人民与国家和党联系起来。

二、中国与生态革命

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社会也面临着巨大的生态挑战。就每年的碳排放量而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排放国。然而，其中大部分来自于供西方消费的制造业产品，而中国历史上的碳排放量远远不足于美国和欧洲。美国对二氧化碳浓度的人均贡献率是中国的7倍。就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而言，中国的排放量还不到美国的一半。

毫无疑问，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创建生态文明的成果是革命性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是一个革命后的社会，以社会主义为导向，保留了大量的经济计划能力、国家方向和集体价值观的元素，并通过持续地动员城乡群众而充满活力。

这就把我们带回到文章开头伦特隐含的重要问题：为什么生态文明在美国或欧洲国家是不可想象的？这些国家的元首无法像中国一样，不仅确立迅速而卓越的目标、追求经济增长，而且强调要创造生态文明这一更“包容”的物质目标。问题的答案并非像伦特所说的那么简单，是因为中国复兴了传统的生态价值观，或者西方执着于几千年前“征服自然”的文化。相反，其间根本的区别在于，一个社会采用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接受了源自古典历史唯物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批判，并将其视为整个社会长期改革的中心，而另一个社会则是资本主义秩序，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咒语：“积累，积累，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

像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统治阶级，长期以来在社会顶层已经培育了帝国主义的生活方式，不可能会像中国的生态文明理念那样，转而倡导低碳生活方式，反对过度消费和不平等。西方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主要激进举措是推行绿色新政（GreenNewDeal），通常是以市场机制和技术变革的形式，比如发展新能源和碳交易市场，从而允许目前的“帝国式生产和生活模式”继续下去并保持基本不变。然而即便是绿色新政，考虑到它所反对的石油资源的体量，在欧美也没有获得任何进展，因为这威胁到了资本。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结果是，拯救地球这一宝贵的人类栖息地的决定，几乎完全取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私营部门，而它们正是破坏全球生态的历史源头。它们唯一的生态改革措施就是创建绿色市场和进行自然资本化的新形式。因此，资本主义的强大力量高歌猛进，一路破坏着人类的未来。

单就能力自身而言，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核心的，富裕、发达、技术先进的国家可以很轻易地引领全世界解决生态问题。但在资本主义商品社会中，这些国家无能为力的原因是：生态价值薄弱，集体和社会力量薄弱，（在军事之外的）事务中缺乏规划，以及统治阶级对人民群众自我动员的恐惧。在这里，进行一场针对人类生存的生态革命，需要的不是简单的环境改革，而是一场更为广泛的超越资本逻辑自身的新的革命实践。

三、革命性的生态社会主义和未来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强调了生态社会主义革命或生态马克思主义在生态文明概念中的重要性。生态文明的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后来在中国作为一项发展中心原则和执政纲领得到实施，而在世界其他地方几乎没有讨论过，这并非偶然。尽管中国的传统文化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不能归因于此，将它与后现代文化的概念联系起来也没有意义，因为后现代文化中没有真正的物质意义。在一个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之外，生态文明的概念得到大力推行，因为它积极地反对资产阶级的首要地位，反对将资本积累作为人类进步的最高衡量标准。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生态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自身的革命传统中独立发展起来的。一个新的概念立即付诸实践，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独立于西方的原本概念，而西方的研究往往是在更广泛、更抽象的理论发展中进行的。在西方以及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地区，生态社会主义研究者们的一个工作重点是重建马克思的生态代谢裂痕理论，以及如何在这方面继续对资本进行批判。因此，将源自古典历史唯物主义的、更新过的生态批判引入生态文明建设乃当务之急。事实上，中国的许多学者正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在最近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更新和阐述中，有一些概念非常重要，其中最主要的是马克思的“自然的普遍新陈代谢”、“社会新陈代谢”和“社会新陈代谢相互依赖过程中不可弥补的裂痕”即“代谢裂痕”的三位一体概念。自然的普遍新陈代谢”承认人类和人类社会是大自然的新生部分。社会新陈代谢指的是人类如何与自然互动，并通过生产改造自然。代谢裂痕揭示的是：异化的社会新陈代谢旨在剥削自然，将其作为剥削人类和资本积累的手段，这必然导致生态危机，并在这种异化的社会新陈代谢和自然的普遍新陈代谢之间打进一根楔子。马克思将当代所谓的人类可持续发展即生态

文明的本质，定义为没有人拥有地球的社会，连世界上所有的人类和国家总和都不行。 我们作为地球大家庭中的良好管理人只具有使用权，并有责任为了“人类世代链”而去维持它。 要克服剥削过程中的自然和人性异化并取得真实的进展，就必须接受这一点：不仅在经济中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是变革的主要力量， 而且在更加广泛的唯物主义中，环境无产阶级（和生态农民阶级）也是变革的主要力量。 事实上，我在开头谈到的三大类即生态文明、生态革命和生态马克思主义，如果没有第四项“环境无产阶级”，基本上就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与地球的关系是最基础的物质关系，人类的生产、人类的历史和社会关系都是从这种物质关系中产生的。 在人与自然和地球的关系中，那些最受体制异化、最受剥削和最“退化”的人，既是 21 世纪变革的力量，也是变革的手段。 ④在马克思的“（人类）需求的等级”中，人与地球的关系必然是第一位 的，因为这构成了生存和生命本身发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