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生态文化继承和发展了原始社会中的自然归属情怀、农耕社会的“天人合一”思想、工业社会的生态危机反思以及对未来社会的生态期待。这种自然生成的生态文化作用于现实，其价值主张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视域下发挥出重要作用，具体表现为主张绿色发展促进产业兴旺、主张整体推进保障生态宜居、主张平等友好构建乡风文明、主张严密法治推动治理有效、主张生态正义实现生活富裕。生态文化价值的实现，可以将唤醒农民生态文化觉醒作为起点、使农民群体养成生态文化的自觉性、最终将生态文化全面融入乡村建设中，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

关键词:乡村振兴；生态文化；生成；价值；实现

2016年4月，国家林业局印发了《中国生态文化发展纲要(2016—2020年)》，表明了弘扬生态文化对于和谐人与自然关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要价值和作用。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文件，提出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人类文明正在转向生态文明的新形态，构建乡村生活的美好图景，顺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离不开生态文化的重要作用。

一、生态文化的生成逻辑

生态文化的生成，意味着人类从统治自然过渡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念。这种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思想观念和情感意识本就是“从天而降”的，经过采集渔猎文明、农耕文明以及工业文明的人类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不断发生变化，生态文化便在这变化之中应运而生。

(一)自然之子产生的生态本能

我们常把自然界称为人类之母，人类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界与人类之间的母子情感纽带便构成了生态文化的生理基础。以自然界的角度来看，是自然孕育了人类的生命，并毫无保留地为人类提供生存的条件和活动的场所，被人类视为母亲般的存在。从人类的角度来看，作为自然之子而产生对“母亲”的依赖与敬畏之心是人类固有的天性，是生物基因中的本能态度。一方面体现为人类被动地接受自然、依赖自然，马克思认为原始的人类是和动物一样具有服从性，人类从母体脱离之时认为自身与其他自然事物是没有本质区别的，所以会和其他动物一样依靠自然的给予来维持生存；另一方面体现为人类主动地崇拜自然、敬畏自然，原始社会中的人们将诸如“鸟”“蛇”“葫芦”等动植物看作图腾来守护自己的氏族便是最好的例子。自然界与人类之间这种母与子的依附关系生成了人类原始的生态本能，生态文化的生成与这种固有的“依赖及敬畏之心”是分不开的。

(二)农耕文明建立起生态智慧

农耕乃衣食之源。当人类进入农耕文明时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业生产开辟了中华五千年文化，为现代文明奠定了基础。这之中积淀着丰富的生态智慧是生态文化生成的重要历史因素。从儒家文化为开端，孟子提出“仁民而爱物”，宋明理学指出“万物一体”。“天行有常”是自然向人类提供的条件，人要“为天地立心”是自然向人类提出的要求，儒家思想中人与自然共生关系可以用“天人合一”作为总结。从道家文化来说，“道法自然”是让万事万物自由发展的自然情怀，“知常曰明”是掌握自然规律使其生生不息的生态态度，道家所追求的“天、地、人”协调统一将保护自然作为前提，坚决反对人类向自然过分的索取，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从佛家文化来说，“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东方极乐世界”是一片“净土”，佛家提倡众生平等的观念，向善去恶的态度。“一切有为法，皆待缘而起”，一切的存在都是相互联系的整体，“缘起”便是佛家真爱自然生态偏好的核心。中国传统文化根植于农耕文明，与中国农村社会紧密相连，其中拥有灿烂的生态智慧是农业生产的精华与浓缩，以此生成的生态文化在乡村振兴战略中依然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三)生态危机引起了直观反思

由于资本主义长期掠夺式的发展，自然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与枯竭等生态问题波及全球，面对愈加严重的生态危机，人类不得不进行深刻的直观反思，这便是生态文化生成的重要现实因素。在工业文明时代的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资本成为交往的中介甚至是发展目标，人们在利益的驱动下过度生产，随意干预自然。从19世纪末开始，西方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德国工业中心长期被灰黄色烟幕所笼罩，比利时二氧化硫污染致众人丧命，美国三次“黑色风暴”破坏了数千亩农田等。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一些学者着手对生态伦理学进行研究并提出塑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道德。罗马俱乐部基于“人口论”强调了发展的可持续性和有机性，推动了西方绿色思潮的发展。生态主义在批判以人类为中心的环境主义过程中，主张建立一种以生态系统利益为最高价值的生态整体思想。在西方诸多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讨论之中，人类统治、征服自然的欲望和行为被渐渐扭转，形成了生态的文化形式。

(四)未来社会蕴含着生态期许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共产主义的最高目标表述为“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从中可以看出，人类对美好未来的期待离不开人与自然之间的共生关系，正是这份生态期许构成了生态文化的重要心理基础。在实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人类目标过程之中，“两个和解”是马克思对共产主义未来社会提出的基本要求。这个概念最初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出的，“两个和解”即“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具体而言，“人类同自然的和解”概括了人与自然在实践活动中达成协调发展的辩证关系，“人类同自身的和解”强调了人与人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对立统一关系。自然界是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将剥夺自然等同于剥夺整个世界的价值，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要求我们在社会发展中依据“伟大的自然规律”来实施“人类计划”。“两个和解”思想概括了我们对未来社会的生态期待，即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人与自然之间形成一种共生、共存、共荣的和谐。生态文化便在这种期待中逐渐生成，作用于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村建设。

二、生态文化的价值主张

文化不单关乎着人类的精神世界，还逐渐被纳入了现实博弈的游戏规则。生态文化涵盖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精髓，它是在创造物质财富活动的基础上生成的精神财富，最终又反作用于人类物质生产的现实之中。在乡村振兴视域下，生态文化的价值主张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二十字方针相契合，体现了培育生态文化对于乡村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

(一)绿色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生态文化主张绿色发展，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想中推动了乡村产业的兴旺发展。“绿色”是党中央于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新发展理念之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倡导的是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质量发展阶段，构建高质量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以“绿色”规范乡村发展是对乡村自然环境消长盈虚、生灭不已的现实回应，提出了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发展理念，强调了进行农民生存、生活及生产模式的变革。“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绿色发展观念的思想力量对“产业兴旺”的具体要求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

“产业兴旺”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中居于首位，具有不置可否的基础作用，这不仅在当下对生产能力、产品质量、产业结构等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还从长远角度强调了资源利用、生态保护的发展进程。“绿色发展”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从现实和未来的双向维度中凸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观。乡村发展理念的转化和重构，使得“产业兴旺”的观念、方式及模式适应了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要求，这种绿色生产的新业态映射了生态文化对乡村发展与振兴的突出效用。

(二)整体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

生态文化主张整体推进，以“山水林田湖草”就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保障了乡村生态环境的优美宜居。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提出对山水林田湖进行统一的保护和修复，并以“命脉”将其相连，要求对国土空间内的自然资源进行集中管制。“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生命共同体”整体推进的观念阐述了保护自然环境、维护人类生存的重要意义，表达了合理配置生态要素、统筹优化生态系统的重要价值。山水林田湖草是乡村环境的基本要素，与农民的生产与生活唇齿相依，为农民打造生态宜居的乡村环境离不开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的完整与稳定。

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关键点。“稻花香里说丰年”是千百年来农村良好生态环境的真实写照，这本应该是乡村建设的宝贵财富，但长期粗放的生产方式却使其成为现今乡村发展的痛点与难点。所以，为农民打造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一方面要补齐历史欠账，以整体性观念推进乡村生态建设；另一方面，在乡村开发中树立“生命共同体”理念，给予大自然充分的尊重与关怀。生态文化的价值观念与生态宜居的建设要求一脉相承，通过主张整体推进促进了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

(三)平等友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生态文化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平等友好关系，与乡村振兴中“乡风文明”的要求不谋而合。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布局下，良好的自然环境与和谐的社会关系是农民“美好生活”的应有之义，在弘扬生态文化、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础上解决好生态文明建设中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是缓解乡村社会矛盾的有效途径。此外，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阐述的那样，自然界的生态环境系统和人类生产活动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人类社会就是生产劳动在生态系统中相互交换的结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相关的，构建农民之间平等友好的相互关系和坚持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的相互关系也是息息相通的。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保障，生态文化蕴含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继承了优秀农耕文化遗产的内在价值，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推动乡村建设中展示了它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

(四)严密法治:“实行最严格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生态文化主张严密法治，“实行最严格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对建立乡村治理体系具有积极作用。制度建设直接作用于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完备规范的制度可以妥善地处理好实践过程中的对立和矛盾。“明确以八项制度为重点，加快建立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激励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这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全面性。“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这是生态环境保护的严密性。在制度建设中融入生态文化的理念，以全方位、立体式的法治建设形成人人有责、人人遵守、人人行动的生态文化制度保障。

从新农村建设要求的“民主管理”到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治理有效”，乡村治理需要达到自治、法治、德治三者有机结合的更高要求，自治是基本，需要规范，法治是保障，需要制度，通过制度规范的有力效用深化乡村生态文化的价值取向，秉承生态文化的积极导向来调节乡村治理中的各类利益关系，将保护生态环境当作治理体系建设的“题中之义”，最终以德化人、形成德治，提升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的发展能力。这便是乡村振兴视域下，生态文化作用于“治理有效”的价值体现。

(五)生态公平:“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生态文化主张“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公平价值，顺应了农民群众对共同富裕的美好生活向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环境就是民生，生态环境直接决定民生质量。当人与自然的关系遭遇“失和”，农民生活便无法得到保障，生活富裕当然也无从谈起。“农民富则国家盛”，实现乡村振兴必须以农民生活富裕为落脚点，追求农民生活富裕不能离开生态公平这一根基。

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根本，同时暗含着公平正义的发展要求。生态文化主张生态公平，包括“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顺应农民现阶段对生态环境的美好期待，并以此创造整个乡村发展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是立足于“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价值归属，不忘子孙后代的美好生活。生态环境作为最具有公平性和普惠性的公共产品，对于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实现农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

三、生态文化的实现理路

在乡村振兴视域下实现生态文化价值离不开农民自身的情感态度以及生产实践。由点及线，由线到面，农民生态文化的唤醒、养成自觉，并将其融入生产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通过生态文化的价值主张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手段。

(一)起点:唤起生态文化觉醒

从乡村振兴视域下探讨生态文化，并不是将其与乡村建设画等号，或将其看作是建设中的附属品，生态文化是农民在建设家乡中的一种“内在的、机理性的东西”，从更为深层次的角度影响着乡村振兴中的各方面实践活动。

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角度分析，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统一关系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观点，但在关于“决定”和“反作用”的矛盾中我们难免陷入一种“非辩证地看作僵硬对立地两级”的陷阱里，对此，恩格斯直接指出，“物质存在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物质存在起作用”，这种互相作用“归根到底是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也就是说，生态文化作为生态文明时代最为重要的一种社会意识，与乡村建设的实践活动形成了相互作用关系，并且这种作用存在“必然性”价值。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对关系来看，恩格斯在晚年提出这二者之间是“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生态文化作为上层建筑与乡村建设存在一种内在的互动，这不是全封闭的静止，而是一种动态的过程。

农民是乡村建设的主体。若使生态文化的自主作用更好地指向乡村振兴全过程，首先一点就是唤起农民生态文化的觉醒，这是实现生态文化价值的起点。只有着力于形成农民群体稳固的生态文化价值观念这个起点，使尊重自然、保护生态的观念深入人心，才能维护乡村的生态环境基础，实现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凸显出生态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价值。

(二)画线:培育生态文化自觉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作为一种人的存在方式，不仅外在体现着人类生产实践活动图示，也内在制约着人类自身的逻辑范式，这种内在的逻辑映射出生态文化自觉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

马克思主义学说关于“自觉自为性”的思想是从人和动物的区别中论述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正是因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人类才能创造自己的历史。当然，动物也有自己的历史，但它们的历史是“被创造的”，在这个被动状态下的行为是不自觉且不自愿的。而人类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之中，有意识地预见并控制，在自身需要和外界环境的对立中做出选择，在生产实践的矛盾运动中进行反思，自觉自为地使人类历史向预定的目标靠近。这种“自觉自为性”是人的本质，也可以看作是人类生产实践的重要特征。在乡村建设中，农民通过同自己意识相适应的实践活动创造出了自己的历史。

实现生态文化的繁荣发展，以激发农民保护生态环境的情感本能，确立其节约自然资源的心理认同为起点，更重要的是树立其高度的生态文化自觉性。在生态文化觉醒的起点上不断延伸，使生态文化从个体农民的头脑意识转为意志动机，形成一种群体的自觉价值追求，最终表现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为生产生活方式，以一种自在的线式路径增强生态文化的引领作用，在乡村振兴中实现人与自然从“索取”到“合一”的行为转变。

(三)成面:提升生态文化融入

生态文化是一种价值观念，也是一种行为准则，在乡村建设中应当时刻融入农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有利于弘扬和发展生态文化的生活情景和乡村氛围，才能不断凝聚并保持生态文化价值主张的合力和向心力。

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所接触到的整个自然界构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联系的总体”。自然界各物质之间息息相关，构成了内在联系且不断运动的系统。人类社会也是作为一个有机系统而存在与演进的，其内部诸领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万事万物都是普遍联系而不断发展的。社会有机系统有别于其他有机体的最大不同是由于它具有自我意识，这种意识使其具有自我组织和自我调节的功能，因此，社会有机系统不只区别于，更优于其他有机体。在乡村振兴中，生态文化被视为一种重要的“自我意识”，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有机融合，并将其形成了一个“统一的体系”、一个“有联系的整体”。

《中国生态文化发展纲要(2016—2020年)》提出生态文化发展五年内的重点任务包括了“三个融入”，即把生态文化“融入”全民宣传教育、法治建设、科技研发应用三个方面，这意味着生态文化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可发挥出全方位、多领域的重要作用，实现系统性、全局性的文化融入，在社会有机系统中拓展了诸要素的内在互动作用。在农民群体养成生态文化的进路上，将生态文化的价值主张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多方面相结合，为乡村全面振兴形成了“面性”优势，并在其实践发展过程中建构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化。

从生态文化觉醒的起点发力，延伸生态文化的自觉自为，不断拓展生态文化的全方位融入。这种价值观念和情感态度不仅在乡村建设中停止了“涸泽而渔、焚林而猎”的错误行为，更有利于在整个社会建设中形成以人与自然共生和谐为准则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创造力，推动生态文化价值观在人类生产实践中进一步确立。

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的生态文化作用下，农村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正在进行变革，乡村建设的各个层面正在发生变化，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总要求的乡村振兴战略正在稳步推进。在这个意义下，生态文化的觉醒、自觉到融入对乡村振兴的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理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