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云南省内聚居着阿昌、德昂、普米等七个人口不足10万的特少民族，由于只有本民族语言没有独立的文字体系，因而其颇具特色、内涵丰富的民族文化大都依靠民间故事等口传文学来传承。其民族文化中蕴含的生态认知和对自然万物的伦理关怀，通过类型多样的民间故事得到多维呈现，对于倡导生态文化和生态文明的当今社会，极富启示意义。

关键词：云南特少民族；民间故事；生态；伦理

彩云之南的云南省聚居着七个人口不足10万的特少民族——普米族、阿昌族、怒族、基诺族、德昂族、独龙族、布朗族。“特少”是指这些民族在人口数量上，即使是与其他少数民族相比也是数量极少的，是少数民族中的“特少数”。云南特少民族虽然人口“特少”，但在文化上却绝不弱小，反而丰富博大，充满智慧。民间故事作为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展现了云南特少民族质朴的生态认知和对自然深切的伦理关怀，彰显了朴素而深刻的生态伦理观念，为聚居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美景的形成与延续提供了思想指引。

一、“天人一体”的生态认知

“天人一体”的生态伦理观把人与大自然视为息息相关、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整体，强调对自然的尊重与依存，强调人与自然的一体性，否定把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这种生态伦理观又与现代西方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息息相通，二者都充分认识到自然与人类是密不可分的整体，主张放弃傲慢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姿态，平等地对待自然，尊重自然。云南特少民族中流传着的很多创世神话故事和洪水故事，都讲述了天地人同根共源的故事，以此隐喻天人一体的生态伦理。阿昌族的创世神话故事《遮帕麻和遮米麻》是一则典型的神创万物的故事，讲述阿昌族的始祖遮帕麻和遮米麻造天织地、创造人类的经历。故事首先讲述了远古时期世界混沌一片，之后阴阳相生诞生了天公遮帕麻和地母遮米麻的情景，之后详细讲天公地母造天织地、创造万物和人类的创世功绩。反映了阿昌族从宇宙、人类的起源和对自然环境要素的认识和领悟中获得的生态伦理思想，即“天地人同根共祖，是一个统一的整体。”阴阳相生诞生了天公地母，天公地母又造天织地，创造了日月星辰、河流山川等自然元素，在此基础上又创造了人类。天地人有共同的始祖，同根共源，并且天地等自然界先于人类而生，人并不是万物的主宰。这则神话生动地体现了阿昌族“天人一体”的生态伦理思想。

独龙族的《卡窝卡蒲分万物》也是一则讲述万物同源一体的故事。故事讲道：“相传，远古之时，日月交配以后，乃有万物。但万物都是无边无角的圆块，混沌无别。后来，雪山之神卡窝卡蒲将雪化为清水，用清水洗濯万物，将其赘瘤除去，才把万物区分开来。最先，从那雪水化出的清水里显现出两个人，一男一女。两人成亲，繁衍子孙，遂有了人类。然后才显现出鸟、兽、虫、鱼等万物”在独龙族的这则创世故事中，日月交配之后，才有万物，万物最初混沌一体，是雪山之神用雪水洗濯才分出万物和人类。这喻示着独龙族先民在自然万物与人类的生态伦理关系认识上，亦是认同“天人一体”的生态伦理观。即人与万物是同源一体的，同源于雪山之神，原本就是混沌无别难分彼此的一体。

与阿昌族、独龙族创世神话以神创万物来体现“天人一体”的生态伦理观不同，怒族的洪水神话故事在反映“天人一体”的生态伦理观时，带有鲜明的氏族文化特点。怒族的洪水神话故事《腊普和亚妞》讲述洪水过后，幸存的兄妹为了人类能够繁衍而成婚，他们的子女与动物结合繁衍后代的故事：“这些孩子长大后，有的是跟会生活的蛇、蜂、鱼、虎繁育下一代。后来人类逐步发展起来，就以一个始祖所传的后裔称为一个氏族，与蛇所生的为蛇氏族，与蜂所生的为蜂氏族，与鱼所生的为鱼氏族，与虎所生的为虎氏族。”故事中人与动物是平等的，人兽结合成为氏族人类的始祖，这样的情节包含着人兽同祖，天人一体，万物平等的非人类中心生态伦理，同时也显示了独具特色的怒族氏族文化。

普米族的《石头阿祖和石头子孙》是一则具有泛神论色彩的创世故事，讲述了山神纳可穆马和雨神吉西尼相爱，他们的子孙繁衍人类的故事。自然物被广泛赋予了神性和灵性，如山神、雨神、云神、风神、雷神等，他们有情感，有善恶之分，有人类的七情六欲。山神和雨神成了普米人的阿公阿祖，人类是山神和雨神的后代，和山神雨神的儿孙们化作的大山同根共祖。这里蕴含着人并不是自然的灵长，而是自然的子孙，人与自然是血脉相连的生命共同体的生态伦理观。

此外基诺族、德昂族、布朗族的民间故事中，也有类似的创世故事，传达着他们谦卑地、平等地看待自然万物的生态伦理。云南特少民族民间故事生动地告诉子孙后代，人类是属于自然界的，人是自然的产物。这种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并存在于自然之中的观念，即“天人一体”的自然生态伦理思想，凸显了人与自然万物相互依存、共生共荣的一体关系。

二、“以类度类”的伦理关怀

荀子在《非相》中说过：“圣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所谓“以类度类”就是行为活动要顾及动物、植物等“他类”，仁爱万物。汉代大儒董仲舒提出：“质于爱民，以下之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为仁？”也具有泛爱众的思想，主张把“爱人”扩展到“爱物”。儒家倡导的这种“以类度类、仁爱万物”思想和现代西方的“大地伦理学”思想不谋而合。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认为“大地伦理学扩大了社区的边界，包括土壤、水域、动物和植物或它们的集合：大地。”人类只是这社区的成员之一，有义务尊重共同体的其他成员和共同体本身。由是观之，东西方的生态伦理观都认为应该把伦理关怀的对象由人类拓展到自然万物，人类对自然界有伦理责任，应该尊重、仁爱自然万物。

云南特少民族民间故事形象地传达了“以类度类、仁爱万物”的对大自然的伦理关怀。这些故事常以歌颂和批判二元对立的两极化形式表现出来：一方面赞颂人类对自然界“他类”生命的尊重爱护，让善待自然的人获得好报；另一方面对敌视或残害自然界“他者”生命、伤害掠夺自然的恶行进行批判，让这类恶人受到应有的惩罚。而这种对比鲜明的生态伦理观和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的核心观念——“任何一件事情，当它有利于保护生态系统之完整、稳定和美丽时才是正确的，反之就是错的”是相通的。

“以类度类、仁爱万物”的伦理关怀，在德昂族的《弟兄俩》、独龙族的《孤儿和鱼姑娘》、基诺族的《宝葫芦》等民间故事中也得到生动的体现。云南特少民族民间故事传达出相通的生态伦理：以类度类，把伦理关怀的对象从人类扩展到他类，关爱的对象从人类延伸到动物等他类。人类应该善待“他类”自然物，遵循博爱万物之德，施仁爱万物之举。人与其他的自然物一样是“大地”这一共同体的一员，理应与其他成员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表 云南特少民族民间故事的生态伦理表现

注：表中的民间故事文本来源于姚宝瑄：《中国各民族神话·佤族阿昌族纳西族普米族德昂族》、普学旺：《云南民族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总目提要·民间故事卷》下卷

三、“天道生生”的生态智慧

所谓“天道”是指自然界的变化过程和规律；“生生”是指产生、助生。周易中的“生生之为易”“天地之大德为生”，就是“天道生生”生态智慧的集中体现，即“自然界一切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具有一定的规律性，生命的产生和生生不息，既是自然之道又是自然之德”。道家的思想“道法自然”也包含着相似的生态伦理，即人类要了解自然规律、遵循自然规律、顺应自然规律。儒家的“天道生生”和道家的“道法自然”，均强调在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中，人类要顺应自然规律，才能使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界生生不息，获得可持续发展。云南特少民族的民间故事，以双重视角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智慧：其一是通过适度索取，合理开发自然的故事来反映；其二是通过重农耕兴养殖的故事来体现基诺族的风俗传说故事《树神的传说》，反映了人类应有节制地索取自然的生态智慧。其情节模式如是：基诺族人砍倒一片森林和一棵千年古树——此后两天被砍倒的树都站了起来——基诺人发现千年古树变成一位白发老人，他让砍倒的树重新站起来——基诺人知道他是树神，恳求他同意大家砍树——树神要求，砍树必须有节制，砍前要祭祀——基诺族砍树要祭祀树神。

这则故事体现了基诺族朴实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智慧，对待自然要取用有度，要有节制。孔子曾说过：“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就是说钓鱼而不用网具断流捕鱼，射鸟而不猎击归巢之鸟，即是强调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尽管基诺族的先民可能并不知道孔子的这种生态思想，但《树神的传说》却是和孔子的生态伦理思想不谋而合的。重农耕、兴养殖的思想观念在云南特少民族民间故事中的渗透，说明特少民族先民已经意识到农耕与养殖业比起简单的采集、渔猎更具有可持续性，更能保证子孙后代的生生不息。怒族的民间故事《教子务农传说》显示了怒族先民对农业生产的重视。故事讲述的是：从前，怒族男子不耕作，长年累月上山打猎和捕蜂。有个老汉带领全家人耕耘自家的土地，家里有了粮食吃。儿子见别家男人都去打猎，也想去。老汉对他说：“野味就在你的锄棒下，埋头干你的活吧！”这天傍晚时分，一个猎人扛着一块鹿腿来老汉家换粮，老汉问儿子：“你瞧，野味不就在锄棒下吗？”儿子悟出了父亲的话，一心务农。这个家族的日子一直过得很红火。后来怒族人对长年累月上山打猎和捕蜂的人很鄙视，称之为“苏鲁”（即流浪汉）。

这则故事反映了怒族人民的价值观念，在他们的心目中从事农耕生产创造的价值要比打猎捕蜂大得多，显示了怒族的生产方式由渔猎采集走向农业种植的发展历程。从生态保护的角度来说，农业生产无疑比渔猎采集节约自然资源，且具有可持续性。怒族的这则故事直观地表现了人们在观念上对农耕的重视，而云南特少民族的谷种来源故事则是侧面反映了他们对农业的依赖，对可持续发展的自觉认识。

谷种故事是各人口特少民族民间故事中普遍存在的故事类型，具有南方少数民族民间故事的地域性特征。谷种故事的大量存在既体现了云南特少民族“民以食为天”的观念——对维持和延续生命的粮食谷物的重要性的认识，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因地制宜从事稻作生产，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智慧。

普米族民间故事《狗找来谷种》、阿昌族的习俗故事《八月十五先喂狗》等谷种来源故事，讲述了狗帮人类带来谷种的故事，反映了这些民族先民对谷种的重视。正因为谷种是衣食父母，是各族生生不息的物质基础，所以他们才会对带来谷种的狗充满感激和崇拜。

布朗族的谷种故事《稻谷是怎么来的》讲述了在白鼠的帮助下，布朗人获得谷种的艰辛历程：很久以前，人生活在森林里，靠野果野菜充饥。后来找不到东西吃了，他们只有忍受饥饿的煎熬。有一个叫勐木里木劳的地方，有三座很高的山。山里有一个白鼠国，白鼠们吃的是山上长出的稻谷。有一天，白鼠王的两个儿子发现了因饥饿而奄奄一息的人群，就决定把仓库里储存的稻谷送给他们……兄弟俩途径龙国、蛇国、牛国、羊国、猴国、鸡国、狗国和猪国，听说是给饥饿的人们送谷种，各国国王都派兵加入运送的队伍。浩浩荡荡的队伍来到人类居住的地方，把谷种献给他们，并教会他们如何种稻谷。从此，人类告别了饥饿的日子。

布朗族的这则故事讲述了人类在动物的帮助下获得谷种的过程，其中比较有趣的细节之一是讲到人类没有得到谷种之前，靠野果野菜充饥，饿得奄奄一息的场景，这一细节通过对比，揭示谷物对人类生命和生存发展的重要性。另外一个细节是白鼠、龙、蛇、牛、羊、猴、鸡、狗、猪等动物王国对人类的友善，在他们的通力合作下，人类得到了谷种，展示了人与动物其乐融融的和谐生态图景。

云南特少民族民间故事中蕴含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智慧，或通过故事内容直接反映适度、节制开发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或通过大量存在的谷种类型故事间接反映可持续发展理念。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云南特少民族生态智慧中的现代性因子以及他们对人与自然之间生态关系的深刻认知和领悟。

云南特少民族民间故事中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大多是不成体系地散落在民间故事的一隅，需研究者仔细琢磨，捡拾拼接起具有蛛丝马迹的碎片，才能发现其中的生态智慧和伦理关怀。云南特少民族的生态伦理思想并非建立在“科学”的、“现代”的生态学的基础上，而是奠基于一种蕴涵独特智慧的本土化的生态知识根基之上。这种本土化的生态知识与经验来源于本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自然形成的生态智慧和经验，并未吸收外来的生态观念。而建立在本土生态知识体系基础上的人口特少民族的生态伦理思想，却和现代西方兴起的生态伦理学思想不谋而合，呈现出诸多共通之处。

西方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原则是：“一、爱护从而尊重生命和自然界，这是生态伦理学的命令性原则，是它的最高行为原则。二、不允许伤害生命和自然界，这是生态伦理学的禁止性原则，也可表述为禁止伤害生命和自然界的行为；三、应当保护和促进生命与自然界的发展，这是生态伦理学的选择性原则。”这三条基本原则和云南特少民族民间故事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具有明显的相似性和互通性：在表现天地人万物一体的民间故事中，蕴含着爱护从而尊重自然界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在表现人类对自然自然界亲善、友爱并得到善报的民间故事中，爱护从而尊重自然界这一生态伦理学的最高原则是显而易见地存在着的；破坏敌视自然界恶有恶报的故事，则印证了生态伦理学的禁止性原则，即不允许伤害生命和自然界，否则将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反映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民间故事，则对应了生态伦理学的选择性原则——应当保护和促进生命与自然界的发展。可见，云南特少民族民间故事中蕴含着与现代西方生态伦理学相呼应的思想渊源。

云南特少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大都依山傍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是其千百年来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自然界可以说是这些民族的衣食父母，为他们提供物质资料和经济来源。在与大自然的密切接触、长期共存的过程中，云南特少民族逐渐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同发展的生态智慧，而这种生态认知和伦理关怀也借由生动形象的民间故事得到广泛传播。